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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“红绿灯”文学座谈会与沈从文“封笔”往事
http://www.intozg.com2014-10-31 10:25来源: 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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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从文夫妇一九四八年夏与友人在颐和园。前排左起:梁思成林徽因夫妇、张奚若夫人、杨振声。

原题:“红绿灯”,“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”

(一九四七年)十一月七日晚,北京大学“方向社”在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召开“今日文学的方向”座谈会。辽沈战役已经结束,平津战役迫在眉睫,在历史大转折的前夕讨论文学的“方向”,自然不会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议题。果然就谈到了政治,沈从文把它比喻成“红绿灯”,而文学是不是需要用“红绿灯”来限制呢?

沈[从文]: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,他能不顾红绿灯吗?

冯[至]:红绿灯是好东西,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。

沈[从文]: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,又如何?

冯[至]:既然要在路上走,就得看红绿灯。

沈[从文]: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,走得更好呢?

汪[曾祺]: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。(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[力]即是承认他是合法的,是对的。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,但如果并不如此呢?)我希望诸位前辈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经验。

沈[从文]: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,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、修正的权利呢?

废[名]:第一次大战以来,中外都无好作品。文学变了。欧战以前的文学家确能推动社会,如俄国的小说家们。现在不同了,看见红灯,不让你走,就不走了!

沈[从文]: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,还可以修正政治,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?

废[名]:这规矩不是那意思。你要把他钉上十字架,他无法反抗,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。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,别无其他。

沈[从文]: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?这即是问题。

废[名]:自古以来,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。

沈[从文]:圣贤到处跑,又是为什么呢?

废[名]:文学与此不同。文学是天才的表现,只记录自己的痛苦,对社会无影响可言。

钱[学熙]:沈先生所提的问题是个很实际的问题。我觉得关键在自己。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,而与实际有冲突时,则有二条路可以选择的:一是不顾一切,走向前去,走到被枪毙为止。另一条是妥协的路,暂时停笔,将来再说。实际上妥协也等于枪毙自己。

沈[从文]: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,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。

钱[学熙]:刚才我们是假定冲突的情形。事实上是否冲突呢?自己的方向是不是一定对?如认为对的,那末要牺牲也只好牺牲。但方向是否正确,必须仔细考虑。

冯[至]:这确是应该考虑的。日常生活中无不存在取决的问题。只有取舍的决定才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意义。一个作家没有中心思想,是不能成功的。

因战事逼近,十一月八日,沈从文所编的天津《益世报·文学周刊》停刊;十日,他和周定一合编的《平明日报·星期艺文》停刊。十日这天,他拿出自己的一本旧书,一九二八年新月书店出版的《阿丽思中国游记》,做校改,在书页上写下一句“痛苦中校本书三章”。十二月六日,继续校改,写下:“越看越难受,这有些什么用?”“一面是千万人在为争取一点原则而死亡,一面是万万人为这个变而彷徨忧惧,这些文章存在有什么意义?”

十一月十九日,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,十二月十六日两人离开北平飞往上海,后同去美国。沈从文的旧识、时任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长的陈雪屏十二月来到解放军包围的北平,抢运学者教授,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。沈从文选择留下。他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:“北平冬晴,天日犹明明朗朗,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!”“北平可能不至于毁去,惟必然有不少熟人因之要在混乱胡涂中毁去。大家都心情沉郁,为三十年所仅见。……二百万人都不声不响的等待要来的事件。真是历史最离奇而深刻的一章。”

沈从文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,北大座谈会所讨论的“红绿灯”问题,是一个不需要、也不可能再讨论的问题,因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所要求的文学,不是像他习惯的那样从“思”字出发,而是必须用“信”字起步,也就是说,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,再来进行写作。看清楚了这一点,他也就对自己的文学命运有了明确的预感。因为所编副刊停刊,他寄还来稿,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,说“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,……传统写作方式态度,恐都得决心放弃,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。人近中年,观念凝固,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,加之误解重重,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,亦终得搁笔。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”。不久在另一封信中,他又重复这一想法:“人近中年,情绪凝固,又或因性情内向,缺少社交适应能力,用笔方式,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‘思’字出发,此时却必需用‘信’字起步,或不容易扭转,过不多久,即未被迫搁笔,亦终得把笔搁下。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。”至少在表述的文字上,沈从文是相当克制和平静的。他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,但这样的命运,他那时觉得,不是他一个人的,而是“我们年龄的人”、“我们一代若干人”的。“在这个社会由分解圮坍到秩序重得过程中,中年一代既由于种种问题难适应,可能会要牺牲大半,也不妨事。因为这些人大多已年在四十到六十之间,四十年内忧外患,各有一分,一颗心都磨炼得沉沉的。……不幸的是社会发展取突变方式,这些人配合现实不来,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,在时代一切价值重估情况中,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。这其中自然有的是悲剧,年青人能理解这悲剧所自来,不为一时不公平论断所蔽,就很够了。”

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,他在《传奇不奇》文稿后题识:“卅七年末一日重看,这故事想已无希望完成。”《传奇不奇》是他最后发表的小说,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刊于朱光潜主编的《文学杂志》,是《赤魇》、《雪晴》、《巧秀与冬生》的接续,这一个系列本来计划中还有续篇。这一天,他给同事周定一写了个条幅,临史孝山《出师颂》,落款处写“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”。“封笔”,也就是对文学的决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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